2021年6月，妻子王兴文突遭脑梗，影响神经元导致说话不太清楚，她生病之后住在家里护理不太方便，考察一下觉得这里还可以，离医院比较近，设施环境方便照顾他，让她之后的日子过得舒服一点，亏欠她的能弥补一点。
多年前，北京东四环的大郊亭与垡头组成了东南郊化工区，聚集了北京化工二厂、北京玻璃二厂、北京染料总厂和北京炼焦化学厂等企业。随着北京的城市发展和产业结构转换，市区内的工厂正在消失。
如今，为北京工业产值加班加点过的化工厂大多已成为历史的一页，曾在这里奋斗过的人们势必不会忘记那火热的过往。但如果认真去回想，他们的答案多半会是：我们没有什么故事，党和国家培养了我们，工作期间我们都是一心一意，埋头苦干，把自己学到的知识贡献给国家。
这些话的确是曹焕生的心里话，他不断强调自己不善于讲话，没有丰富的经历，但他和妻子王兴文从进入北京化工学院（现北京化工大学）上学到工作，俨然是一部北京化工行业的微电影。
曹焕生1937年生于河北保定徐水县，那一年他的哥哥参加了八路军。彼时的家乡是日本侵略军的占领区，艰难的生活因为1942年席卷多省的大饥荒雪上加霜，本已经拮据的粮食还要应付征粮。吃谷糠是家常便饭，更甚者饿殍载道，而他的父亲因为哥哥是八路军被日本人残忍杀害。
悲苦的童年因为新中国解放迎来了希望的曙光：大家分了田地，庄稼有了收成，生活也慢慢好转。1959年，曹焕生经过刻苦学习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机械系（现机电工程学院）化工机械与设备专业。
这所学校是1958年化工部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新筹建的大学。《关于筹建北京化工学院的报告》点明了学校成立的目的是“培养尖端科学开发所需要的高级化工技术人才”，同时还根据北京市化学工业发展的需要培养一部分高级化工技术人才。办学以来，学校的确为国家和北京市输送了一批批优秀的化工技术人才。
曹焕生所在的化工机械与设备班一共31个学生，只有8个女生，山东烟台姑娘王兴文是这八分之一。曹焕生说自己不会唱也不会跳，和王兴文没有什么共同爱好，他坚信自己能赢得王兴文的芳心是因为“大家经历差不多，都是老老实实的人”。
老实人谈起恋爱也是与众不同，除了参加集体出游去北海公园等地方之外，两个人很少一起出去约会。“我们那时候就是除了学习就是学习。”曹焕生回想片刻认真地说，“我是从农村来的，基本没有什么零花钱。我俩是同班同学，从上课到下课都在一起，大家脾气秉性都合，也说得来，慢慢有好感，自然而然就在一起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毕业转瞬即至，曹焕生和王兴文顺其自然地将关系进一步升华——1964年得了毕业证，1965年领了结婚证。
曹焕生毕业后被分到北京化工学校校办工厂，之后跟随学校从车道沟搬到郊区密云工作。密云区的铁矿资源丰富，密云水库北边的不老屯镇、太师屯镇等地曾是铁矿石最密集分布的区域。化校的职工们利用厂矿的旧房进行改造，按照规划办起了校办工厂。
1964年，中央决定建设第二套完整的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体系，将国防、科技、工业、交通等生产资源逐步迁入三线地区。“三线地区”是指中西部省区，其中西南的川、贵、云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地区自身的腹地通称为“小三线”。国务院国防办公室组织编制了全国各省市“小三线”的建设规划，即“小三线”地方军工企业主要承担生产半自动步枪、枪弹、手榴弹、地雷、迫击炮、迫击炮弹、硝铵炸药等军工产品。
在密云工作几年后，由于化校解散，曹焕生1970年被调往位于北京西南四环丰台区的化工七厂。如今，开车走京石高速至杜家坎出口，路经长辛店大灰厂至化工七厂，就能到达生态优越的北宫国家森林公园，而几十年前这里是北京的一个工业要地，当时的化工七厂整体转向，参与军工生产，曹焕生继续实践着大学的专业内容，负责生产设备的采购和调试等。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我国开始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因为“小三线”建设启动的军工项目相继下马，北京化工七厂发力开拓新赛道，尝试引进国外先进的设备组建新的生产线。
1982年，曹焕生曾跟随公司的代表团到美国庄臣公司考察过洗发水生产灌装相关的设备。那时候，国内的化工厂生产线多是以人工操作为主，曹焕生直言去考察好比“刘姥姥进大观园，自动化流水线的生产设备根本就没见过”。感叹差距的同时，他更意识到化工人需要做的还有很多很多。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竞争慢慢起来，一些生产线很快被淘汰。1987年，曹焕生又到了化工二厂。与化工七厂用来生产瓶瓶罐罐的小设备不同，化工二厂主要生产烧碱、聚氯乙烯系列产品，设备都是“大家伙”，有的设备单个大小甚至能比肩几层楼高。
1958年成立的化工二厂曾因聚氯乙烯车间建成试产成功被广为报道，称其标志着“北京从此摘掉了没有基础化工原料企业的旧帽子”。在这个发展势头正猛的厂子里，曹焕生继续从事专业日常工作的同时开始研究国外的生产设备构造，并结合自主研发进行聚氯乙烯生产设备的本土化研发。为了确保数据准确，他经常要钻到生产设备内部反复测量，然后基于数据验算改进，不断打磨设计，制造生产后测试、改进、再生产。如此反复尝试了一年，终于自主设计出结构简单，好操作且效率更高的设备。其中，干燥床和气体塔两项设备，还获得了北京市二等奖和化工部的三等奖。
很少诉苦的曹焕生坦言“研究这两个设备过程，很难”，是不断从失败中找经验。设备获奖之后，不但设备推广到全国多个聚氯乙烯生产工厂，他们还会为各个厂提供一些技术支持。谈起当时获奖的感受，曹焕生依然朴实地表示：“没想过获奖不获奖的，心里想的是让设备国产化，变成我们自己的，也算是在化工机械设备国产化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我们都在化工局下面的单位工作，一生忙忙碌碌为国家，为厂子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曹焕生埋头研究化工机械设备自主研发的时候，王兴文的工作也没懈怠，兢兢业业地在化工局下面化工厂设计科上班。20世纪80年代彩色电视机开始风靡时，她参与了主彩电涂粉项目的机械设备设计。
他们的两个女儿分别在1967年和1972年出生，有了孩子之后，王兴文在单位的工作之外还要担起操持家务和养育孩子的担子。曹焕生一直对于自己的缺位心存亏欠：“我对家庭没有贡献，亏欠老伴很多。老大生的时候我都没在家，孩子从哺乳室到幼儿园的生活、教育都是老伴操持。我们住的离单位比较远，她带着孩子，背着包，每天往返路上都要两个多小时，很不容易。”
此后的多年间，曹焕生的工作几经辗转，不变的是为国家和单位奉献，留给家庭和孩子们的时间亦未曾增加。但他的心里时刻装着妻子和孩子，也将那份亏欠之情深埋于心。直到退休，曹焕生彻底离开了打一辈子交道的化工事业，回归家庭。
此时，两个女儿都已经独立生活，且有了自己的家庭，而命运也似乎跟这个老实人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将替他操持一辈子家的老伴儿王兴文束缚住——2021年，王兴文突遭脑梗，生病之后活动受限，无法独立行走，右手也失去了控制。雪上加霜的是她神经元也受到影响，导致吞咽和说话功能也受损，两人的交流只能借助小黑板。右手不受支配，王兴文就开始学习用左手，一笔一划练习写字，经常是写不了几个字已经一身汗，但她每天坚持写字，以此与曹焕生“聊天”。
“我亏欠老伴很多”已经快成了曹焕生的口头禅，每每说完都要补上一句“现在要尽量弥补，希望尽一切可能满足她的需求”。
在此后的每一个平凡的一天，曹焕生都在身体力行地弥补自己落下的“家庭作业”：早晨起来吃早餐，之后推着王兴文下楼遛弯，防止她长褥疮，围着楼转上10圈到15圈就差不多到了上午10点钟；因为妻子只能吃流食，回屋之后他要把她的午饭和要吃的水果都打成浆；午饭后休息一会，开始给妻子做康复保健操。
“我怕她的腿萎缩，会先给她按按，再做全腿的伸展，每天一条腿大概要做上一千下伸缩来回的动作，两个腿就两千下，然后给她的手按摩活动活动。”让曹焕生欣慰的是，王兴文生病之后一年了，腿没有出现萎缩的现象，“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现在的每一天，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相互陪伴、照顾。
